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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糖水铺的杏仁茶还没凉透，麻烦就来了。

    《民国时期的爱情》在戛纳获奖的消息，传回香港的第三天。

    李小龙的几位铁杆追随者，找上了门。

    为首的叫陈志强，四十出头。

    臂上纹着龙形刺青，是九龙武馆的教头。

    “赵老板，”

    陈志强把一份《东方日报》拍在桌上，“听说你在背后说小龙哥做事‘只有虎头、连尾巴都没有’？”

    报纸上，正是赵鑫获奖后，受访时随口说的那句话。

    陈志强逼前一步：“小龙哥打出的华人威风，你凭什么指手画脚？”

    糖水铺里顿时安静下来。

    陈伯擦碗的手停了，许鞍华、顾家辉、黄沾都抬起头。

    赵鑫放下茶碗，碗底的黑糖块还没化完。

    “陈师傅，你误会了。”

    他声音平静，“我说李小龙先生‘只有虎头’，不是贬义。是说他的电影像猛虎出山，撕开了西方人，对华人的刻板印象，这是虎头，惊天动地。”

    “那‘没有尾巴’呢？”陈志强逼近一步。

    “尾巴，是把故事讲完。”

    赵鑫站起来，走到墙边那面，贴满《槟城空屋》史料照片的墙前。

    “李小龙用拳头，告诉世界‘华人不是病夫’。但他没来得及讲，为什么华人，会被当成病夫？为什么海外华人，要拼了命地去证明自己，不是病夫？”

    他指着一张照片：1935年槟城街头，“华人与狗不得入内”的牌子。

    “李小龙的电影里，华人最终打赢了洋人。但现实是，”

    他又指向另一张照片，荷兰监工，微笑着鞭打华工。

    “这样的鞭子，抽了华人一百年。打赢一两个洋人拳师，改变不了这个。”

    陈志强愣住了。

    他看着那些触目惊心的照片：

    背上的鞭痕、工资单上45荷兰盾与300荷兰盾的差距、改名令颁布后，跪在祖宗牌位前的老人。

    “小龙哥他知道这些吗？”

    “他当然知道。”

    赵鑫从铁盒里抽出一封信，“1971年，李小龙在洛杉矶，给槟城一位老侨领写信，问南洋华人真实的生活状态。老侨领寄回这份验伤报告，他父亲1910年，在橡胶园被鞭打至死的记录。李小龙回信说：‘这些故事该拍成电影。’”

    信纸已经泛黄，李小龙的英文签名，凌厉如刀。

    “但他没来得及。”

    赵鑫把信递给陈志强，“1973年他去世时，《死亡游戏》还没拍完。他想讲的那个‘华人为何而战’的故事，永远停在构思阶段。”

    陈志强看着信，手开始抖。

    他学武三十年，以为拳脚，就能争回一个男人的尊严。

    现在才知道，有些伤在皮肉之下，长在骨头缝里，在几代人的记忆深处。

    “那赵老板你要接着讲？”

    “不是接着讲，是重新讲。”

    赵鑫走回桌边，摊开一叠厚厚的文件，“二十世纪的华人，怀着乡愁，一生都在寻找家园。我会用李小龙没来得及叙述的方式，不靠拳头，靠证据；不靠热血，靠档案；不靠一个人打赢，靠一群人记住。”

    文件封面上写着：《故土之心》国际合拍项目提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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