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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许唯正教授负责主持。

    这位六十岁的老学者，专门研究南洋华人史。

    但在看到工资单原件时，手还是忍不住地颤抖。

    “194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，欧洲职员月薪300盾，华人职员45盾，土著劳工8盾……”

    他念出声来，声音苦得发涩，“这差距不是经济层面的，是种族层面的。45盾的华人职员，可能比300盾的欧洲职员学历更高、能力更强，但就因为肤色……”

    “更残忍的是这个。”

    许鞍华推过来一份文件，“1932年英属马来亚的《华人职业限制令》，明文禁止华人从事二十七种职业，律师、医生、工程师、公务员、教师。也就是说，一个华人孩子在南洋，从出生就知道自己，永远不能当医生救死扶伤，不能当律师主持正义，不能当教师传授知识。他的天花板，在娘胎里就定好了。”

    一位英国籍学者皱眉：“但这符合当时的殖民逻辑。大英帝国在所有殖民地，都实行类似的种族分级。”

    “所以才是系统性的恶。”

    赵鑫开口，“不是某个监工个人残暴，是一整套制度告诉你：你是次等人，你的子孙永远是次等人。你劳动创造的财富，养肥的是把你当牲口的人。”

    会议室安静下来。

    另一个学者拿起那叠照片：“这些‘华人与狗不得入内’的牌子，我研究殖民史三十年，见过‘土著不得入内’，见过‘黑人不得入内’，但把‘华人’和‘狗’并列的，第一次见。”

    “因为华人，是最危险的殖民地人口。”

    许唯正推了推眼镜，“土著可以被‘教化’，黑人可以被‘管理’，但华人有自己的文明、文字、社会组织。他们既能创造财富，又可能团结反抗。所以殖民者的策略是：极尽利用，极尽羞辱。既要你干活，又要你记得自己是条狗。”

    许鞍华按下录音机。

    磁带转动，传出周阿福苍老的声音：“……阿爸死后，我去矿场讨说法。荷兰经理说：‘按照公司条例，华工意外死亡，抚恤金是三个月工资，你父亲月薪8盾，共24盾。但要扣除他损坏的工具费5盾，实际发19盾。’我问：‘什么工具？’他说：‘鞭子。打你父亲的那根鞭子，沾了血，不能用了。’”

    录音里，老人停顿了很久。

    久到以为磁带断了。

    然后他说：“我接过那19盾。硬币上，沾着我阿爸的血。”

    会议室里，有人摘下了眼镜。

    许唯正深吸一口气，在认证报告上签下名字。

    “所有史料，经鉴定均为真实。建议尽快数字化保存，原件移交档案馆。”

    赵鑫问：“许教授，这些内容如果拍成电影，学界会支持吗？”

    “不是支持，是必须。”

    许唯正看着铁盒，“历史学研究，最终要回答一个问题：人为何如此对待同类？这些史料，就是那个‘为何’的答案之一。电影如果能把这个答案讲透，就是在替历史学，完成它最该完成的工作，不让曾经的苦难白费。”

    10月15日，罗马。

    朱塞佩·托纳多雷的工作室里，赵鑫和许鞍华摊开了所有材料。

    二十九岁的意大利导演，刚刚凭处女作获得好评。

    正在寻找下一个项目。当他看完铁盒史料的影印件后，沉默了许久。

    “所以，”

    他终于开口，英语带着西西里口音，“这不是一个关于战争英雄的故事，而是一个关于‘人如何被剥夺尊严，又如何试图找回尊严’的故事。”

    “更准确地说，”

    许鞍华纠正，“是关于‘当你的尊严在出生地，就被系统性剥夺时，那个遥远的‘故国’对你意味着什么’。是绝望中的稻草，还是真实的希望？两者都是？又或只是一场集体幻觉？”

    托纳多雷走到窗前。

    窗外是罗马的老城区，夕阳给石头建筑镀上金色。

    他的故乡西西里，也曾是移民输出地。

    　　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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